在一次次地死去。

每一次，都是那位穿着整齐的黑人女护士，她会面目可憎地看着我，然后用一种没有第二种选择的语气告诉我要乖乖配合。我没有办法去反抗。似乎诊室里的所有人都对我有一种商量好后的共识，默许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一切。

她把针头像模像样地用酒精消毒，动作不算敏捷但是熟练地把一根长长的塑料细管连在针头上。她切近我。如我所述，没有办法逃离改变，只有接受。

她寻着我手臂上的主动脉，把一条小小的静脉输液管插入皮下，接着便是那条细长的空心导管。我可以感受到这根导管沿着手臂里的血管在延伸，直至心脏动脉。这般皮介入操作完成之后，她仿佛在脸上露出了一种满意的笑。切断原本密封着的细管的远端，血液就喷薄而出。这样我就看着我自己的血沿着眼前这条管一点一点喷射着。之后觉得眩晕，直到在最后一刻失去知觉之前眼睛发白脑袋发沉，然后知道这一切都无法挽回并与世界做猝不及防的告别。

而后我会在诊室的另外一张椅，另外一张床，另外一种天气，另外一种光线中再次出现。人都还是那些人。护士依然会看着我，给我一种怎么还没准备好的眼神，让我快快配合她。这一次她会用一种介于耦合和紫色之间颜色包装着的细管。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区别。她选择了我的左大腿，一样的手法。插入，流淌，渐渐失去意识，在最后一刻仓促地与世界告白。

红色，绿色，蓝色，黑色。包装纸的颜色像是调色盘做的老虎机，不停轮换，但是最终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

我一次一次恐惧，一次一次死去。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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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我没有勇气描述出来。能讲的只是他告诉我他要走了。他很抱歉他的身体有令人抱歉的味道。他说要我照顾好以后的自己。他说不要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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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凝重。凌晨五点二十四分和二十八度的空气里陈腐着的是窗外草木和草木间万物蒸腾后的湿气。身体在抖动，有一点点像2008年6月5日在宝安机场外因为害怕和孤独时不禁发出的寒颤。心在重重地跳。耳朵里魔幻般浮现的声音是Phoebe的这首歌。

And when I grow up, I’m gonna look up
From my phone and see my life
And it’s gonna be just like my recurring dream

唯一能宽慰的大概也就是，还活着。